电影活着为什么被禁
张艺谋导演的《活着》于1994年拍摄完成，却在国内遭遇了长达十多年的禁映，其原因并非单一，而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。影片深刻地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，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悲惨命运。其触及的敏感内容，以及与当时官方宣传的社会景象形成的巨大反差，是导致其被禁的主要原因。
首先，《活着》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展现并非官方叙事，它没有回避苦难，而是以极其写实的手法，残酷地呈现了从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社会经历的动荡和灾难。影片中，富裕的徐家经历了家道中落，亲人一个个离世，福贵最终只剩下老牛和哑女相依为命。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直面呈现，与当时官方倡导的积极向上、乐观向上的社会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官方宣传希望展现的是一个不断进步、充满希望的中国，而《活着》则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时代变革中遭受的苦难和磨难，这无疑与当时的政治宣传导向相悖。
其次，影片中所展现的苦难并非抽象的宏大叙事，而是通过福贵一家人的悲惨命运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。亲人的接连离世，以及福贵所经历的各种苦难，极具冲击力，深深触动着观众的情感神经。这种直面苦难，不回避死亡的表达方式，在当时相对保守的社会氛围下显得过于沉重和悲观，与当时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目标存在冲突。观众在观看电影后，容易产生对社会现状的质疑和反思，这显然不是当时官方希望看到的。
再次，《活着》对人性的刻画也极其深刻，它展现了人性的韧性、善良与无奈。在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时，福贵展现出令人钦佩的生存意志，但他同时也无法阻止亲人的离去，最终只能在孤独和痛苦中苟延残喘。这种对人性的复杂展现，打破了以往简单化的英雄主义叙事模式，呈现出更为真实、更为残酷的人性图景。这种真实性，虽然更具艺术价值，却也增加了影片的敏感性，使其更容易被解读为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和否定。
最后，影片的结尾也极具争议。福贵最终孑然一身，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，这种悲惨的结局并未给予观众任何希望和慰藉，反而加深了影片的悲剧色彩。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悲观的呈现，与当时追求乐观和希望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，无疑加剧了影片被禁的可能性。
综上所述，《活着》被禁并非仅仅因为某一个单一因素，而是由于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真实呈现、对人性的深刻刻画、以及对社会现状的隐晦批判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影片触碰了当时的政治敏感点，挑战了官方叙事，展现了与官方宣传相悖的社会现实，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被禁映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，才使得《活着》成为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影片，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，更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回味的时代史诗。
《活着》的艺术成就与时代意义
尽管《活着》在国内长时间禁映，但它在国际影坛却获得了广泛赞誉，并获得了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。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首先是其精湛的电影语言。张艺谋导演在《活着》中展现了其高超的电影叙事能力，他通过精妙的镜头语言、剪辑和配乐，将福贵一家几十年来的悲惨命运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影片中大量的长镜头和细节描写，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和感染力，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真切地感受到福贵一家所经历的苦难。
其次是其对人性的深刻刻画。影片并非简单地展现苦难，而是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。福贵这个人物形象，既有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，也有对命运的无奈和悲观。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磨难，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。这种对人性的复杂刻画，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的悲剧叙事，赋予了它更深刻的内涵。
此外，《活着》还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影片以小见大，通过福贵一家的经历，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。它并非简单地复述历史事件，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和情感体验，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。这使得《活着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，更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。
最后，《活着》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对人类命运的思考。影片中所展现的苦难，并非只属于中国，而是人类共同的命运。影片引发人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，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方向的思考，对个人与历史命运的思考。这些思考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，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《活着》的被禁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局限性。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，不应该因为触碰了某些敏感内容而被禁止。艺术的价值在于其表达的真实性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，而并非迎合某些特定的政治立场。只有允许多元化的艺术表达，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。
《活着》的重新上映，标志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进步，也体现了社会对艺术多元化的包容和理解。这部影片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，更在于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探索，它将继续影响和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和观众。 它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悲惨的境遇下，生命仍然值得被歌颂，而对过去的铭记，才是走向未来的基石。
评论